疫情下城市规划模式如何转型?丨三分钟带你了解大师观点

阿拉丁照明网 · 2020-02-28

以下文章来源于山东同圆城市规划研究所 ,作者城市规划研究院

山东同圆城市规划研究所

同圆集团城市规划研究院,是同圆集团重点建设与发展的部门,可承接业务为国土空间规划,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城市专项规划,概念规划及城市设计,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街区及建筑更新改造设计,全域旅游规划,照明规划,景观及市政规划。

文章来源:山东同圆城市规划研究所

2019年末,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召开,武汉市等多地政府对本地市域社会治理的做法、成效和经验作了发言。但不到一个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由武汉爆发,很快影响到中国全境甚至世界很多的国家。就武汉而言,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治理措施在一场疫情面前得到了全面检验,结果是不堪一击、溃不成军。

在城市发展进程中,拥有千万人口超大城市是不久前才出现的。中国作为一个超速崛起的大国,很多城市在很短时间跨越了百万级的人口门槛,直接跨入千万级,成为超大城市,这就造成了中国在超大城市治理方面经验不足。

而源自武汉的新冠疫情给未来的中国国土空间规划提供了刻骨铭心的临床案例,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城市空间。如何更好规划健康城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师们的建言献策:

杨保军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

在城镇化战略层面,应继续坚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体形态和以优势地区、中心城市为重点的总体方向,也不宜过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群或都市圈,而应使数量、规模相对适宜,空间相对均衡。

在城市群治理层面,强化公共卫生安全的保障,要通过分工协作实现联防联控。医疗资源配置要以城市群为单元,应更加网络化、多中心化。

在社区治理层面,要以“15分钟生活圈”建设为契机,将社区拓展为疫情防控的基础空间单元。

在治理手段层面,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上下结合、刚柔相济、动态多元地提升全社会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对能力。

赵燕菁

厦门市规划局局长

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第一个教训是,应当规划好超大城市的神经传感系统。超大城市必须预先规划一套信息发布系统:由具有专业资质、能对信息结果负责的有资格的人员,通过预先规划的权威渠道发布。

第二个教训是,应当通过规划建立起对城市信息的精确捕捉,缩短观测和评估危险等级的时间。

第三个教训是,要有灾害应急规划。超大城市危机应急系统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快”。优化社区医院的突发事件应变机制,在疫情中做到防线迅速推前,为医疗系统向应急状态转换赢得时间。要求核心医院周边的酒店、学校、政府机关等设施,在设计时就应具有在第一时间改装并征用为传染病隔离病房的能力。

第四个教训是,应急预备空间要有完整的配套,能在最快的时间内“冷启动”。

第五个教训是,要充分利用现代基础设施带给我们的便利。将新出现的物流组织纳入超大城市防灾规划。随着网络应用的普及,虚拟空间规划也应纳入国土空间应急规划。

王建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疫情是“危机”也是“契机”。在世界城市建筑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每一次重大的传染性疾病疫情都成为推动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因。

数字时代将推动传统治理和防灾模式的变革。借助区块链技术全面改造食品的生产供应链,食品的生产、处理、运输和销售全过程可以做到“全程留痕”、“不可更改”以及信任的“集体维护”,同时鼓励采用能够“数据溯源”的手机移动支付等非现金方式,预防和应对此类突发性疫情应该就有更大的胜算。

持续完善和优化既有住区、建筑、设施及城市空间的防疫应对。城市卫生设施、建筑上下水系统以及应对突发性灾害的必要空间场所的建设必须放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对各类建筑设计和建设规范优化的再认识。应该特别注意健康安全敏感度高、使用人员高密集并可能长时间滞留的公共建筑及环境的疫情安全“体检”和“诊断”。

王兰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健康城市实验室主任

城市规划起源于人类对健康诉求的回应。城市规划正是作为地方政府确保城市公共健康、减少传染性疾病的重要方式而出现。

面对本次新型肺炎,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空间的“健康性”,需要在空间规划充分考虑方案对公共健康的正负面健康效应。

“健康风险叠加分析”明确空间要素对公共健康的负面效应:将公共健康的多种负面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叠加,综合分析评估规划区域内的健康风险点,开展防护、预防和应急规划。

“健康要素品质分析”明确空间要素对公共健康的正面效应:分析绿地和开放空间、街道空间品质、慢行系统等对体力活动和社会交往的促进作用。

邹亮

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公司

城市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规划更应注重对关乎城乡安全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搭建。城市安全规划的架构应逐步从以空间和设施为落脚点转变为构建全面整合的灾害应对体系。

完善城市灾害风险要素集合。对公共卫生方面的风险,要将包括突发传染病和其他灾后疫病传播在内的公共卫生风险纳入城市灾害风险评价体系。

更新规划设计理念。城市建设的高标准并不一定是求高、求大,城市规模疯狂扩张的时代已经结束,未来我们更应在空间的精细化治理上下功夫。

强化管理要素的作用。提出完善的应急预案体系指引,也是规划应有的内容。有用的规划不应只有静态设施的规划图,还应使人流、物流和信息流能在灾时在这些设施上顺畅地“跑”起来。

建立区域协同观。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中,城市公共安全体系在空间布局、设施配置及资源管理等方面也不能局限于一个城市的规划范围,应将更大的区域纳入研究范围,共抗风险,共享资源。

启示

武汉在实战中暴露的治理问题,其价值胜过无数篇被引用论文。面对数以千计的生命逝去,惨痛教训引发我们深思。

而对于城市管理和规划师而言,要从专业角度对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进行反思,吸取疫情带来的教训,探索健康、安全和可持续的人居环境。

控制城市规模

2003年的非典以及今年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均是爆发于广州、武汉这样人流密集的交通枢纽型城市,而古今中外的瘟疫多是流行于大中城市,证明特大城市、大城市承担的功能过多,组团式、卫星城发展能力不足,也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疫情传播的介质。因此合理布局城镇体系、区域基础设施,科学确立城镇功能定位,强调发展郊区卫星城镇,推广组团布局城市,形成一批功能齐全、配套设施完善、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城镇。

传染病疫情防控应尽快纳入

城市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传染病疫情在防灾减灾规划和医疗卫生专项规划中都少有涉及,因为传统的经验认为这部分内容似乎不能称之为灾害,并且与城市规划建设关系不太紧密。但从2003年的SARS和今年的新冠病毒疫情来看,未来的城市规划在这个领域必须要补课了。

在城市发展史上,19世纪的霍乱疫情直接推动城市建立了符合现代卫生要求的排水系统。城市建设的水平时至今日,交通工具的不停升级大大促进了城市内部以及城市间人和要素的流动,这对于城市的经济效益无疑带来了巨大的促进。但同时对传染病的控制却十分不利。特别是飞机、高铁、地铁等密闭空间的公共交通工具,成为了复杂的病毒细菌的交换空间。城市规划应当着手研究如何补公共交通工具的防疫短板。如适当缩小乘车人员流动范围、在非紧急情况下应关闭车厢之间的通道、尝试探索分区通风的模式,以及站点入口处负压净化的方式等等。

关于应急响应能力,在这次新冠疫情处置中,疾控中心的应急处置能力严重不足。今后有必要在医疗卫生专项规划中,增加应急物资储备相关内容。

充分发挥绿地作用,必要时作为应急预备空间

城市绿地在必要时可作为城市绿化卫生隔离带,起到隔离、通风、防止疾病传播的有效措施。曾有学者提出在《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规范中,建议增设“卫生隔离用地”。

健全社区管理机制,加强社区基础设施建设

“抑制疫情的核心之一是减少人员流动,社区作为居民生活的基本单元,其应发挥的作用可想而知。充分利用“15分钟生活圈”建设的契机,完善规划工作中的防疫措施。以社区医院为例,广州市卫计委提供的数据显示,2017年每10人次在广州就诊,只有3人次是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看病。而分级诊疗不仅能缓解大医院的就诊压力,使医疗资源得到高效利用,对于这次疫情,还可以有效减少患者到医院看病路途上带来的交叉感染风险。而培养市民分级就医的习惯还需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能有显着提升。

大数据引领智慧城市建设

大数据可以促进信息化建设与城市空间发展之间的深度融合,系统性谋划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与城市生产性和社会性基础设施的整合建设,统筹强化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环保等智慧应用系统的协同建设。例如铁路、航空、手机信令、各类APP的数据都为疫情发生前即时识别风险地区,疫情发生后掌控人群动向提供了支撑。而“封城”后各类救灾物资的迅速调配,同样需要大数据的支撑。政府和公众在物资供应上信息不对称,导致部分公众对口罩等重要防疫物资供应感到恐慌。可考虑借助物联网技术,利用政府现有的空间规划平台,进一步接入行业数据,使得物资信息更透明。

END